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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南水北调与一个城市的命运
经济观察报 2002-5-15
首席记者 迟宇宙 记者
魏微 湖北丹江口报道
梁红玉始终不说话，她安静地坐在那里，与祖母玩着扑克牌游戏。她不时地抬头看一下远处，一脸的茫然。这个6岁的小女孩儿还未来得及保存遗留在丹江口水库边上的童年，就要跟随祖父和父亲离开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到另外的地方安置家园。
对于梁红玉来说，“移民”是一个无法理解的词汇。但对于他的祖父梁怀勤来说，“移民”是几十年来盘亘在心中的阴影。
57岁的梁怀勤是丹江口水库库区的第一代移民。自从1962年从水库底下搬到胡家岭后，他在这里生活了40年。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娶了一个姓王的女人，现在她坐在门口，与他的孙女一起玩扑克牌，并茫然地望着远方。
梁怀勤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梁吉文是大儿子，也是梁红玉的父亲；梁新青是小儿子；女儿叫梁青菊。现在，他们一起在深圳打工，希望生活能得到改变。但是，生活并没有改变，一家7口人住在一间半房子里，在这一间半阴暗潮湿的“家”里，他们在等待命运的安排。
他们所生活的胡家岭村同样在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在丹江口市，有将近9万移民在等待命运的安排。
命运
胡家岭村就坐落在丹江口水库边上，从这里到丹江口市区，步行不过15分钟的路程，但在这15分钟的两端，人们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些人过着舒适、悠闲的生活，另外的人则为了生存而苦恼。
在这个破败的村庄里，人们罕见地保留着“城镇户口”，这对他们似乎很重要。但是，他们离丹江口水库实在太近了。
走到村头，水库就到了他们脚下。夏天的时候，水位升高，被拦截的汉江水漫到了房基那么高；冬天的时候，水位下降，一些人就在裸露出来的淤泥上种一些芝麻，希望能获得一季的收成。
“你在做什么？”
“种草，”3月23日下午，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在淤泥上播种，把芝麻称为“草”是她的习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收成，能收就收。”
在胡家岭村，除了在丹江口城里谋一份工外，一些人去了更远的远方打工，剩下的人就在村子周围的淤泥上种一点芝麻和油菜维持生活。
而在丹江口水库建造之前，他们的生活并不如此窘迫。1958年9月1日开工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使他们失去了家园。他们从低处搬迁到高处，从库底搬迁到岸边。
38万人被丹江口水利工程改变了命运。经过40年的繁衍后，这个群体现在庞大到65万人。
1949年以来，我国修建了8万多座水利、水电工程，水库移民达1500多万人。在长江三峡库区移民工程之前，水库移民都采用“一次性补偿安置模式”，这种移民模式留下的后遗症很多，移民无法安居乐业，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十分不利。
丹江口水库移民搬迁高峰正值“大跃进”和“文革”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使移民安置造成了大量的遗留问题。
1986年，国家提出开发性移民方针，湖北、河南两省发动移民自力更生，借助国家的扶持政策和资金，大力开发库区山水资源，经过10年的努力，使大部分移民解决了温饱。但由于移民区主要分布在山区、贫困区，特别是库区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素质低，经济基础薄弱，与平原及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方面的劣势非常明显。
“传统的粮食及经济类作物增产不增收，扶持兴办的大批乡镇企业，由于资金、技术、管理跟不上，产品技术含量低、成本高、质量差、市场竞争能力弱，经不起市场的波动，部分停产倒闭，大部分效益下滑。”
但这几十万人的命运看来要再次改变了。
一批手拿图纸和皮尺的技术勘测人员两个月前来到他们这里搞移民调查，这使他们感到漠然。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样的调查随时都在进行，而移民工程始终没有启动。
这一次的调查与往日不同，那些装备怪异的人在丹江口大坝左右岸移民区逐街逐户逐单位勘测调查，对房产等各项实物指标登记造册。
调查从元月27日开始，在春节前结束，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北省和十堰市移民局、丹江口政府及有关部门派员承担。调查范围为大坝左右岸2．01平方公里内，涉及丹江口市大坝路、丹赵路、三官殿3个办事处的4个居委会和行政村，以及十堰市农校、丹江口市水文站等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曾于1993年、1997年在这里开展过调查，这是最后一次核查。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的标志是丹江口大坝加高。加坝施工区域内的房屋、水井、街道、电力、通讯等所有地面附着物都在调查范围内。同时划定征地红线，为春节后启动坝区移民安置和施工场地的‘四通一平’工作做准备。目前，丹江口市已冻结了大坝移民区的户口，停止了一切新建、扩建和改建等建设项目。”
人们在《湖北日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这终于使他们感到兴奋。
改变他们命运的人
尽管在他家门口正对面的墙壁上依然保留着林彪的“语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梁怀勤并不清楚，在无数可能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当中，最终有两个人使他们从低处搬迁到了岸边。
一个是毛泽东，另外一个则是被毛泽东称为“长江王”的林一山。
后者作为长江委的第一任主任拥有主管这条河流的首席地位。
1953年6月19日，还在我国水库移民工作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林一山在《关于治江计划基本方案的报告》中针对当时修建丹江口水库所面临的移民问题，首次提出了“移民工程”的概念：
“丹江口水库移民太多……因而完工时限、工程效益与移民投资等问题就需详作比较，并需将为移民而兴办的各项工程通列为移民工程，以重视移民，明确规划范围以便于进行比较研究工作……”
林一山说，做好移民工作，最经济而又有效的办法就是首先做好移民工程，使被移民群众容易得到明显的好处，使移民动员工作具有充分的物质保证。因而在选择水库时，就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有同等效益的两个水库，一个是水库工程投资大，另一个是移民工程投资大，则在两
者投资总额相差不大的条件下，应考虑尽量多投资于移民工程方面。水库工程造价太高则属于浪费，而移民工程投资虽多，却总是属于增产性质的一种社会建设。
“移民工程不能单纯视为过去的一般筹备工作，它应该是在人民政府水利事业中一个新的规划思想……”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长江王”在丹江口水库移民中选择了大柴湖围垦、淅川县农业基地建设、三官庙移民工程等几个工程进行试点。但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实施中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他的移民工程的思想始终无法得到全面的落实，丹江口水库的移民遗留问题最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较妥善的处理。
南水北调中线移民的问题，始终敏感。40多年前，有38万人被改变了命运，他们现在大部分生活在贫穷中。这一次又有多少人的命运会被改变？他们是否会走出40年前的阴影？
水利部副部长张基尧说：“东线工程的移民问题是非常微弱的。中线工程，它要重新在黄河以南开辟新的渠道，所以中线工程沿线的移民大概有12万人左右。由于线路很长，所以移民是非常分散的，解决这个移民问题，并不是十分困难。中线的移民难点在丹江口水库的移民。丹江口大坝加固以后，出现的新旧移民加在一起大概25万人。为此，湖北省和河南省都认真地在做移民规划。由于湖北省有三峡移民方面的经验，河南省也有小浪底工程移民的经验，他们都自信地承诺，两个省市解决这些移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丹江口：
有多少命运可供改变？
就像这些移民的命运一样，1958年9月拉开的南水北调序幕也改变了丹江口的命运。
在鄂西北，在汉水中上游。在东经ｌ10°08＇－ｌ10°34＇、北纬32°14＇－32°58＇之间，在光化、房县、谷城、十堰、郧县、淅川的包围中，3111平方公里的丹江口突然重要了起来。
这个城市有着足够怀念的历史，春秋时为麇国，战国时属楚。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取名“武当”，隶属南阳郡。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因境内均水而得名均州，辖武当、均阳两县。唐天宝元年742年为武当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均州。宋、元仍旧。明洪武九年1376年省武当入州，直属湖广布政使司；成化十二年1476年改属襄阳府，沿至清末。民国初年改均州为均县，属湖北襄阳道。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隶属湖北省第十一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改属湖北省第八行政督察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县隶属郧阳专员公署。1952年该隶襄阳专区行政公署。1960年撤消均县并入光化县；1962年又与光化县分开恢复均县。1965年均县复归郧阳地区管辖。1983年，均县改为丹江口市。
在丹江口市境内有大小常流河57条，主要河流为汉水、丹江、浪河和官山河。丹江大坝耸立在丹江与汉水汇合处，由它拦截所形成的丹江口水库，被称为“亚洲最大的人工湖泊”。
灾害频繁光顾这个城市，并没有因为丹江口水库的建造而退走。由于降水保证率低，干旱频率高，在高山地区4至7月易出现冰雹、寒潮、暴风雨等特殊气候。1957年－1979年间有6年干旱；1954年－1982年间有13次洪涝；1952年－1960年间有2次冰雹灾害。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58年改变了丹江口的命运。那一年2月，毛泽东把治理长江和南水北调的任务交给周恩来，他对周说，这些问题今后由你来管并伸出了四个手指头说：“一年抓四次。”
这一年3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会议周根据毛南水北调的构想在会上提议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得到毛和政治局的支持和批准，毛泽东在会上兴奋地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联系起来了。”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9月1日正式开工。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主持鄂豫两省领导陨阳、襄樊、荆州、邓县、淅川、均县、光化、陨县等地、县领导组织民兵师从右岸开始动工。此时队伍除整编一个师外还有8个民兵师以及鄂豫两省民工人数最多时达10．7万。
丹江口水库1973年开始蓄水，3年后，改变丹江口命运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
小铁舟行驶在丹江大坝下，清澈的水面使人们感到舒适。为了保证水质，丹江口在大面积“退耕还林”，他们在今年春天集中植树1000多万株。对于丹江口的官员来说，如何保证把干净的水送到通往北京玉渊潭的渠道中比什么都重要。
未来
而对于那些移民来说，命运得到改变，生活得到改善，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
“移民的事情我们不清楚，政府还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28岁的张正华漠然地说。他在一家砖场工作，每月有200元左右的收入，要养活4口人。
“我们一直住在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走。”
在40多年里，贫穷和资源匮乏始终散布在移民区中，65万库区移民共享这一切。他们并不情愿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多年来他们始终在等待下一次的安置。现在的家，对于他们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临时的，尽管他们住了很多年。梁怀勤的爱人说：“住到哪一天就算哪一天吧。”
多年之后，梁红玉将拥有一种新的生活，在她的记忆里，应该会保留着丹江口水库边上的童年。 | 
